《蝴蝶君》是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根据中国男戏剧演员时佩璞与法国外交官伯纳德·布尔西科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讲述了二十多年伪装成女性的宋丽玲利用与法国驻华官员伽里玛的“爱情”窃取情报的故事，最终伽里玛因叛国罪被捕入狱才知道宋丽玲的男儿身份与中国间谍身份，绝望自杀。《蝴蝶君》这一名字灵感源于内嵌在此剧中的互文文本：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这是一出真正的东方主义神话，由日本姑娘乔乔桑对美国海军上尉平克尔顿无条件的爱，甚至以生命献祭的纯洁奉献编织而成，尽管花心无情的后者并不值得乔乔桑爱与等候。“蝴蝶夫人”这一意象成为了西方幻想中温顺的东方女人的代表，“蝴蝶”也自然映射着那脆弱、美丽、朦胧神秘又令人想抓握在手的东方，承载着东方主义幻想背后不知名的欲望。这种“构建的无知，是有意的自欺，这种无知与自欺，最终投射到了东方”［1］6。

在《蝴蝶君》中，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问题与帝国主义联结在一起，黄哲伦有意对《蝴蝶夫人》及东方主义进行了解构，批判了“东方主义想象的病理学基础”，即西方对于东方整体的朦胧感与神秘感需求，“以及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教导和控制东方的集体目标”［1］2。但他更深层的寓意是希望全人类能够抛却文化与性别层面的误解，关注在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的共同身份与命运，因为无论是父权制社会孕育的男性至上观，亦或是殖民主义中的西方霸权思想都不只是对处于二元对立关系中的他者：女性与被殖民文化的压迫，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二者是对所有性别和种族都不公平的社会体制，男性与西方也卷入了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成为精神上的受害者。

一、伽里玛：现代弗兰肯斯坦

本文聚焦于男主人公伽里玛的双重建构：他对于顺从、美丽、甘于为爱付出的东方女性的占有欲，及他自以为拿捏在手并从中无限获得存在于力量的弱小东方；与其建构行为中的他者对其自定义的权力人物身份的颠覆。他所理解、沉迷的东方及其妇女形象是西方基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塑造出来的，是欲望与恐惧的双生体，暗示着西方在马不停蹄进化发展的同时，希望东方滞留原地保持落后。由此可见，“蝴蝶”这一霸权文化臆想产物“所隐含的东西方权力关系和性别身份关系”只不过是“西方文化视野下东方主义的幻梦”［2］38，毁于自身的内在逻辑：欺骗、谎言与假象中。

建构，或说创造作为人类最为高级的能力，受到各个时代伟大哲人与诗人的赞颂。创造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内核驱动力，也一直以来是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从亚当夏娃的诞生，到克隆羊的出生，创造在现实世界内外不断挑战既有秩序，证明一切皆有可能的真理。

创造内含一个从无到有的质变过程，崭新与价值性是其标志。但是创造也是一种暴力的权力活动，在这一过程中隐含着一种双向协同暴力。创造者的生成活动本就是一种欲望活动，一种“暴力”建构，完全按照自己主观意愿打破原有秩序，使必要元素坚决服从自己的权力掌控。而新也意味着陌生与无规律性，导致恐惧。随着创造物诞生，获得全新性与独立性之后，它的存在必定无法再似以前一样完全受制于创造者的权力，进行一种反创造的暴力挣脱。因此，尽管创造是一种能够带来最大愉悦的创造活动，也不能被完全神化，其背后的相关伦理问题应得到重视。

《弗兰肯斯坦》无疑是关于创造的故事，副标题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点出男主人公弗兰肯斯坦医生对创造生命——这一违背自然规律之事的野心与执着。而与此类似，《蝴蝶君》中的伽里玛也痴迷于虚假幻象的建构，二者之间存在着至少一种相似性：作为创造者的身份。基于“创造”母题的这三个故事：普罗米修斯造人，弗兰肯斯坦造人，以及伽里玛建构幻象无疑都涉及关于创造的反讽性悖论：创造物给创造者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创造者被创造物颠覆的命运揭示出创造与毁灭的辩证关系。因此基于此联结，伽里玛可以被拟为现代弗兰肯斯坦。

二、理想女性形象

在此剧结尾，伽里玛承认了现实，无奈地感慨他爱上了一个由男人臆想、创造出来的女人。沉醉于《蝴蝶夫人》中梦幻般的爱情传奇，他竭力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到一具完美的躯壳，而后将乔乔桑身上所展现的理想女性所富于的一切特质倾注其中，陷入了与虚幻的圣洁形象的爱情。作为父权制社会的一员，伽里玛不仅定义女性，更从这一、二元对立体系中的他者身上获取定义自我、定义男性中心位置的力量。女性这一范畴沦为了男性凝视、评判进而定义的客体，为男性定义自己提供了支撑点。

1.美丽与娇弱

伽里玛梦寐以求的女性首要标准为美丽与娇弱，正如马克所说伽里玛终其一生都在等候一个为他倾倒的漂亮女生。此外，他本人也曾道出过这样一个可悲的现实：“所有的男人都想要漂亮的女人，越丑的越想。”［3］14当他第一次看见在舞台上表演的宋丽玲，她是《蝴蝶夫人》中即将死去的乔乔桑。伽里玛完全被眼前这高雅、柔弱的女孩迷住，甚至想永远拥她在怀，宠爱保护她。一开始他就不是因为宋丽玲的本人而对其产生爱恋，而是由于她与乔乔桑形象的高度重合，或者说由于她与伽里玛一直以来幻想的女性形象在表面上的吻合而被吸引。

伽里玛的所想所为代表着男性的共性，揭示出父权社会中男性的潜意识，即女性作为一种性存有、性客体，其女性特质应被突出前置。个人潜能、道德水准以及综合素质等并不是评价女性的标准，她们只是一群“必然与性多多少少相关联”［4］的生物。一种权力关系由此昭然若揭：主体与客体、凝视与被凝视、评判与被评判。较之于男性个体的清晰身份，女性的独立身份更为晦涩或不足挂齿。伽里玛与宋丽玲二者之间并不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前者将后者降格为依附性较强的孩童，尤其喜爱采用幼龄化的称谓进行指涉，例如：“我的小蝴蝶”“可怜的小宝贝儿”及“小家伙”等。他想要保护宋丽玲，成为她的监护人，相信女性愿意被人保护，同时也愿意被人掌控，因为“她们无法独立思考”［3］83。这反应出伽里玛心里为女性定位的发声无能，认为女性只能由别人替代发声，只有在别人帮助下才能生活，才能做出决策。在他的一厢情愿之下，女性的话语权遭受到了阉割，她们在强制的身份位移之中无法言说自己，丧失了自身主体性。

2.顺从与奉献

前文所提及的美丽与娇弱是伽里玛臆想中理想女性的表层特征，此外让他感动并意图拥有的是乔乔桑那种为爱舍身、顺从与默默奉献的性格，这一精神为完美的躯壳注入了灵魂，使圣洁的形象变得鲜活起来。在他眼中，乔乔桑的死亡是“美丽的”“纯粹的牺牲”［3］17，他坚信上帝创造夏娃的神圣旨意：女性为男性而生。故而伽里玛在宋丽玲身上想要的是臣服，作为掌控者他因宋丽玲尽管直率，但却害羞并惧怕他的本质而洋洋得意。他对宋丽玲的追求不过是一种捕猎或者实验，实现了他欲捕捉到一只蝴蝶，而后用针尖刺穿它心脏的实验。

伽里玛意图从女性的俯身顺从获取的不是欲望，而是他心心念念的权力，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一目的，并在追求到宋丽玲之后毫无隐瞒地说：“我终于通过一个漂亮女人感受到权力了。”［3］16可宋丽玲屈服于他，承认她是他的所属之物后，伽里玛变得具有攻击性，更加自信。一面他对宋的俯首称臣自鸣得意，一面他又不断对其灌输男权思想，加强这一对立关系的稳定性，例如：女性必须围绕着男性转，不能背叛；即使男性犯错误，女性也应以笑待之，默默忍受。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伽里玛的两次出轨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当他爱上宋丽玲时，隐瞒自己已婚事实，并对妻子赫尔加毫无愧疚之感，并把她的爱当做理所当然。面对伽里玛的离婚要求时，赫尔加谄媚地说她也爱中国，不介意他有情妇。赫尔加迎合了伽里玛的心理需要，使他一直沉浸在幻想中，无意间参与男权威信的树立。其次是伽里玛与蕾妮之间的出轨。这印证了他对宋丽玲所宣称的爱并不是纯洁永恒的，否则他也不会被这另一个有着模特般完美身材的女孩吸引。他很满意地看到知情的宋丽玲卑微地等待和祈求，仿佛她只是一个奴隶。实际上，这些女性对他来说只是物品，是伽里玛征服美丽与夺取权力的冒险。

以上这些伽里玛标榜的女性意象反应出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殖民，“东方主义幻想所派生的假想知识，并不以精确性和效用为基础，而是基于能满足西方人自大心理的程度”［1］6，因此伽里玛满足建构出来的女性神话，无法把握客观的外部现实，最终反遭侵蚀，沦为他所创造的理想女性。“伽里玛以为自己已成为权力控制者的同时，正是他成为实际上的被控制者的开始。成功的虚假性和挫败的真实性，毫不矛盾地统一于他身上。”［5］该戏剧剧名为，中文译名为《蝴蝶君》，可到底谁是蝴蝶？浅表分析来看，蝴蝶君意在点明宋丽玲的性别身份，即这个“蝴蝶夫人”实则为男性，Μ 这一字母为宋丽玲的“雌雄同体”做了铺垫；可从更深层的含义来看，伽里玛才是蝴蝶君，他才是剧中被针尖刺穿心脏的人。

三、刻板东方印象

在剧末，伽里玛承认道他对东方一直持有刻板印象，致使在政治问题上做出错误判断。东方，就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出来的产物，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斯、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6］1。女性是性别他者，同样东方为种族他者，也难逃被定义、建构与掌控的命运，成为西方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如萨达尔所论述：

东方主义是西方精神的造物，其释放出权力，但是，到了最后，其最为重要的影响不在于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真实世界之统治和权力关系。其最大的力量在于西方自身精神之内，作为对完美爱情的完美想象，其有最大的审美力量。如果生活没有了这种想象，其不仅仅是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力量的控制，而且，西方自身也丧失了部分自我。［1］17

因此对于伽里玛来说，东方尤其是中国代表着他曾热爱并被热爱的天堂，帮助他确立自感优于常人的身份。相比之下，他在西方的原有生活无处不充斥着失意与落魄，是中国使他摇身一变展现出强有力的殖民者形象。

1.野蛮与低等

东方与西方呈现出来本质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环境，更体现在文化与思维方式之上。当二者发生碰撞之际，晦涩与不确定性势必应运而生。因此当西方文化的代表者伽里玛来到异域的中国，必然难以摆脱西方的殖民视角来审视东方，或者并没有意识到视角转换的必要性，进而加深刻板印象产生偏见。从伽里玛对几处场所与高贵欧洲截然相反的描述和印象，可以看出他将中国视为蛮夷之地，贫穷、肮脏又野蛮。例如1960年的北京剧院里闷热且烟雾缭绕，挤满了满脸皱纹又掉牙的老人，他们嘴里叼着烟管，剥着坚果叫嚷着，呆望着，脚下甚至还有小鸡溜过。伽里玛甚至把一个男人比作癞蛤蟆，一种不言而明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好似只有他一人具有资格被称作人。这个屋子展现的就是一出闹剧，里面嘈杂的“野人们”不仅看起来像动物，更与后者生活在一起。反之，法国大使馆和伽里玛的居所呈现出不同的光景：燕尾服、红酒、淑女绅士、舞会和歌剧。剧院无疑成为了东方的化身，法国大使馆则是野蛮中唯一闪耀着文明之火的地方。西方人带着教化掌控东方，甚至将其纳为已有的目的而来，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论述的那样，东方由西方建构，他们对其作出权威性论断、描述、教化、殖民并掌控，将其作为一种替身或者隐蔽的自我而获得力量与身份。

伽里玛感受到的、愿意看到的是西方面前东方的劣势、自卑和恐惧。当他了解宋丽玲直率的性格，但心里仍旧有害羞惧怕时，他这样评论“是她性格中的东方因素与西方教育在对峙”［3］27。显然他把害羞、惧怕等情感定位成东方特质，而将直率等同为西方教育的成果。东方人不过是依附的势力种族，因为“它只想与最强大、最有权力的打交道”［3］47，可讽刺的是这一切只是这个西方人通过将东方降格为原始劣等民族而取得的胜利。

2.女性化与弱小

宋丽玲毫不留情地揭露出西方殖民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及其厚颜无耻的帝国主义幻想，“西方自认为阳刚十足——大枪、大工厂、赚大钱；而东方是女性化的—弱小、纤柔、贫困的……但精通艺术，充满智慧—女性的奥秘。”［3］83换言之，东方必须是驯顺的、保守的，就如女性一般甘于付出。这些帝国主义的殖民肖想强化了伽里玛的东方主义思想和盲目自信。伽里玛在法国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长相普通，工作也没什么前景，长期以来处于失意状态。因此不难理解在政治上东方屈服于西方的大枪大炮，以及东方女性顺从于西方白人这样的帝国主义幻想何以俘获伽里玛，这为他潜意识中迫切地想甩掉在原西方世界无助且自怜的边缘化状态提供了出路。女性化就意味着弱小无能，因此“东方人总是会对更强大的力量俯首称臣”［3］46。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伽里玛在判断国际局势时出现失误。

通过阉割东方，将其女性化，他所代表的西方意识逐渐产生出一种优越感，使他无论在种族还是性别领域中都处于霸权地位，这种认知从而为现实世界中的殖民行为提供了心理自信与理论基础。因此，他预测越南人民会老老实实缴械投降，可他们却英勇善战；他坚信中国已准备对西方敞开大门，可中国输出的确是西方人头。现实颠覆了一直以来支撑着伽里玛的认知，其帝国主义幻想，“神话白人男性综合症”到头来全然消失，并不是东方主动颠覆并瓦解了西方殖民国家的权威，而是西方受到了幻想出来的他者的反噬。

四、洞中囚徒与他者合力

在伽里玛深陷的东方主义窠臼中，性别他者——女性与种族他者——东方合二为一，而他自己的白人男性形象与西方殖民者的形象重合。性别剥削总是与社会剥削相互配合，正如斯皮瓦克指出将特权地位的白人男性定为普遍人性的标准实则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行为，“西方话语在把自身定义为男性的同时，也把女性放置在他性的位置上。作为他者，妇女用来定义自我，而位于他者之中的缺乏或过剩则作为自我的外化，涉及性别和死亡”［7］。“由于主体地位的丧失”，女性他者往往沦为“各种政治势力和权利话语加以利用的工具，是书写欲望与意义的文本或符号系统”［8］。但主体这一地位内含着一定的悖论性，即当自诩主体的白人男性试图为自身优越论找寻根基时，当他们努力地将他人物化为自己眼中的客体时，在他们与真理之间便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使之沦为柏拉图洞穴隐喻中的洞中囚徒。洞穴隐喻讲述的是一群被锁在地穴中的囚徒，背向光源，认为面前石壁上的投影是真实的事物。其中一人有幸脱离出洞，置身于阳光下的真实世界，意识到之前所见不过是虚假的表象。他选择回去告知同伴却激起民愤，被认为是痴人说梦，甚至可能被杀死。由于洞中囚徒与西方主体二者的共同特性：所持观念的虚幻本性，以及二者不愿打破虚幻的执拗，使得前者成为对后者最形象贴切、最具讽刺性的表达。

由此可见，他者建构实际上是一种自甘的反启蒙行为，原初目的是通过使他者庸俗化、低级化并加以抛弃后奠定主体自身在二元对立中的优先地位，是“自我对于他者行使主观暴力的过程”，主体继而受到反噬：反启蒙招致的无知与恐惧反过来会使自我“感到某种威胁，产生对他者进行收编、控制的冲动”［9］，促使自己进一步采纳野蛮的殖民行径对他者行使二次主观暴力。压制也许会收获实际效果，但主体的自我心智与认知仍然处于被遮蔽状态。因此，有限叛逆的可能得以产生，他者在被殖民过程中体现出了一种抵抗的韧性，并非通过直接的、暴力的、对抗的方式，而是通过在智性上处于高于霸权者的地位，掌握更多的真理与信息，并帮助霸权者保持洞中囚徒的身份。而他者通过对自身他性的承认与贴合，进而成为在隐蔽中保护自己的模拟人，把握主动权，为消解霸权积蓄力量。

可以看出，剧中以伽里玛为代表的西方男性便是反启蒙的践行者，为自己套上了洞中囚徒的身份。他的所作所为背后“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精心谋划”［6］16，在此利益基础上形成的“东方世界观”对伽里玛来说是“绝对真实的，其实在其他人和他者看来是荒谬的、偏颇的、不完全的，甚至可笑的”［10］。他始终是自己幻想中东方及女性的国王，毁于幻想与真实之差，正如弗兰肯斯坦一般毁于自我与自我创造。

［1］萨达尔.东方主义［Μ］.马雪峰，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刘桂杰.蝴蝶迷情下的颠覆与建构：《蝴蝶君》的跨文化解读［J］.外文研究，2019（7）3：38.

［3］Hwang，David Henry.［Μ］.New York：Pen‐guin Books，1989.

［4］Friedan， Feminine Mystique［Μ］.New York：&Company，2001：21.

［5］马 姝.论《蝴蝶君》中性别身份的设置及其文化意涵［J］.南大戏剧论丛，2015，11（2）：1100.

［6］萨义德.东方学［Μ］.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Bronfen， Her Dead Bodies：Death，Femininity，and the Aesthetic［Μ］.Μanchester：Μ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181.

［8］曹 莉.后殖民批评的政治伦理选择：以斯皮瓦克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06（3）：26.

［9］张 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20.

［10］刘艳乔.柏拉图——洞穴假象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8.

文章来源：东方翻译 网址: http://dffy.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6458.shtml

上一篇： 暂无
下一篇： 一般服务业论文_茶文化思维下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