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物类输入欧洲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期。就地理而言，阿拉伯世界因位置毗邻，长时间与欧洲保持着密切接触，二者间的物类与思想文化交流往往是同步和互为验证的。而阿拉伯以外的东方在新航路开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则一直以物类作为对欧输出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内容。欧洲人在赞叹东方物类的魅力的同时，只能揣测物类背后的东方文化的模糊面貌，经常诉诸瑰奇的幻想。直到新航路开辟后，伴随着商人、水手、传教士、冒险家从东方带回更加真实深入的报道，东方物类的文化意涵才得到了欧洲人相对准确的认知定位。
一、新航路开辟前的路径
公元2世纪，罗马商人已往来于欧洲和中国之间。许多东方器物，如丝绸、青铜器、陶器等，都曾出现在罗马帝国的市场上。东方培育的农作物很早就被引入欧洲，得到栽培，如花茎甘蓝、柠檬、桃、杏等。手工业制成品和制造技术的西传也继之展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记载：公元550年左右,蚕从中国输入希腊；7世纪,棉纸从中国传到阿拉伯半岛；9世纪输入意大利；11世纪前后,养蚕技术传入意大利；1180年左右,磁针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在14世纪初叶,破布造纸的西传。
地理大发现的帷幕拉开之前，东西方交流中最为著名的路径就是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是古代东方与罗马和地中海贸易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肇始于西汉，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经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远抵安息、大秦等地，成为横跨亚欧大陆的主要交通通道。丝绸之路在两汉时期走向昌盛，到公元7世纪的隋唐王朝，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唐代的长安城是当时闻名世界的大都会，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通过丝绸之路，各国的使节和商队将中国的丝绸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输往波斯、罗马，中国的丝织等技术也随之远播海外。
8世纪后，中国的丝绸开始通过海路传至西方，这是一条以岭南为出发点，绕经东海、南海，穿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来到非洲东海岸，或者进一步穿越红海、地中海，到达埃及的海上航线。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送的东方货物数目更大。仅每年从罗马到印度贩货的商船就多达百余艘，它们多在6-7月间驶离意大利，穿越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于10月抵达印度西岸，在港口进行交易并停留到翌年4月，再利用渐强的东南季风返航。中国的瓷器也通过这条海上航线辗转入欧，不过，此时的外销瓷器尚且数量较少，未成规模。这条航线上活跃着各国的使团、僧人和商旅，与此同时，东方的货物也以朝贡、私人贸易等方式流向海外。
很久以来，阿拉伯人一直扮演着欧洲和东方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东方物类通过阿拉伯人的摆渡大量输入欧洲。利用蓬车和帆船，东方的货物被阿拉伯的海陆商队运抵地中海东岸，面对纷至沓来的欧洲商人，阿拉伯人待价而沽，从中牟取高额利润。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等繁荣的大港，数百年来已然形成了规模庞大、规则健全的转口贸易体制。
直到13、14世纪蒙古帝国崛起，欧亚大陆两端才真正实现了直接交流。在短暂的蒙古治下和平时期，十字军国家和占据了巴格达的蒙古伊尔汗国直面相对，保持着盟约关系。百余年间，蒙古帝国对西至欧洲，东抵中原的广大区域实行了有效管理，欧亚大陆的交通状况大为改善，旅行者的安全也有了保障。1340年，为佛罗伦萨巴尔迪银行工作的意大利商人佩格洛蒂写了一部《通商指南》，称当时从顿河口的塔纳（Tana）去中国（Cathay）的旅途日夜安全畅通。欧洲帝王和蒙古大汗的使者、商人、游客、传教士，活跃在威尼斯与北京之间的旅途中，将众多东方物类介绍到了西欧。蒙古帝国还设立集市，从中牟利。1303年，蒙古人在阿塞拜疆的索达尼亚设立了一处集市，每逢夏季一连开张数月，向欧洲商人兜售印度和中国的商品。
综上，新航路开辟前，东方物类主要通过贸易、馈赠、贡礼等形式流入欧洲。此外，各国的传教士和猎奇的旅行家也无意间扮演了物类摆渡人的角色。最后，还有一部分物类是被东侵的十字军带回了欧洲。
二、新航路开辟后的路径
得益于地理知识的日益丰富和航海、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拓展了视野的欧洲人迈出了海外探险的第一步。15世纪末，欧洲与东方的物类交流终于迎来了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新航路的开辟。
蒙古帝国崩溃后，中亚和西亚再度陷入纷乱。帖木儿对欧亚大陆中部的短暂征服无助于贸易的恢复，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与欧洲鏖战不休，中国明朝放弃西域和回疆，陆上丝绸之路又一次失去了往昔的热闹。
相形之下，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拓殖却大获成功。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他将东亚的丝绸、锦缎，东南亚的肉豆蔻、丁香、胡椒、干姜，印度的手工业产品样本，大量运回里斯本。接下来的几年，葡萄牙人在柯钦、卡利卡特、科伦坡等地建立商栈、堡垒，从阿拉伯人手中攫取了印度洋的航运霸权，而后又窃取了澳门。同一时间，葡萄牙的邻居西班牙也占领了菲律宾。以果阿、澳门、马尼拉为据点，葡萄牙、西班牙建立了繁忙的远洋航线。
就具体路径而言，葡萄牙商路为：从里斯本出航，沿非洲西海岸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印度中转后赴东南亚香料群岛，经南海到澳门。西班牙商路为：从塞维利亚或加的斯出航，横渡大西洋至西印度群岛，穿越美洲大陆，从墨西哥启航，沿着著名的阿卡普尔科—马尼拉大帆船商路到达菲律宾，再转至东亚。这两条商路分别被称为好望角航线和太平洋航线。一个世纪后，荷兰又在好望角航线的基础上开发了新航线，这条从南非直抵东南亚的航线可以被视为好望角航线的支线。由于行经北冰洋的北方航路勘探受挫，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前，这两条航线构成了数百年中欧洲联系亚洲的主干线。跟随伊比利亚半岛的步伐，荷兰、英国也相继参与到远洋贸易中，并逐渐蚕食了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霸权。
新航路开辟后的几个世纪，西欧先后出现了一批与东方联系密切的中心城市，如里斯本、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这些城市是航海家、水手、商人的聚集地，从这里出发，一批批航船驶向东方，带回无数精美的东方器物。同时，专事远洋贸易的官办公司开始在欧洲各国出现。英国于1553年发现白海，不久便组建了俄罗斯公司，接着又成立了土耳其公司。进入17世纪，各国均组建了东印度公司，欧洲的商船开始在印度以东的亚洲海域千帆竞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显示，一条返回欧洲的商船可装运25万件中国瓷器；17至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贩回本土的中国瓷器多达300万件；1770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最仰仗的大宗进口商品就是中国的茶叶。以这些城市和公司为中心，东方的器物和物质文化也传播和辐射到了整个欧洲。
三、结论
物类的传播和交流是亚欧双方共存共生的重要标志。东方器物展示在欧洲人眼前，不仅直观地呈现出东方的原料品质、加工工艺，还间接地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烙印，欧洲人往往借助眼前的东方物类，来印证和填充自己对东方文明的认识与想象。新航路的开辟，无疑是东西方物类交流的重要转折点。新航路开辟后，大规模远洋贸易的兴起以及愈加频繁的传教、游历、拓殖等活动，取代了规模相对有限的传统交流方式，开创了东方物类入欧的新纪元。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共和国官制研究”（18CSS016）
[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7.
[3]刘永连.《岭南海路与丝绸外销》，《丝绸》2005，(01)，49.
[4]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3，Hakluyt Society，1915-16，p.152;Donald 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1，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45.
[5]汤普逊.《中世纪晚期社会经济史》，徐家玲译，商务印书馆，1992，507.
[6]帕尔默.《现代世界史》，孙福生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225.
杨盛翔(1987—),男,河南罗山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欧洲史。
东方物类输入欧洲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期。就地理而言，阿拉伯世界因位置毗邻，长时间与欧洲保持着密切接触，二者间的物类与思想文化交流往往是同步和互为验证的。而阿拉伯以外的东方在新航路开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则一直以物类作为对欧输出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内容。欧洲人在赞叹东方物类的魅力的同时，只能揣测物类背后的东方文化的模糊面貌，经常诉诸瑰奇的幻想。直到新航路开辟后，伴随着商人、水手、传教士、冒险家从东方带回更加真实深入的报道，东方物类的文化意涵才得到了欧洲人相对准确的认知定位。一、新航路开辟前的路径公元2世纪，罗马商人已往来于欧洲和中国之间。许多东方器物，如丝绸、青铜器、陶器等，都曾出现在罗马帝国的市场上。东方培育的农作物很早就被引入欧洲，得到栽培，如花茎甘蓝、柠檬、桃、杏等。手工业制成品和制造技术的西传也继之展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记载：公元550年左右,蚕从中国输入希腊；7世纪,棉纸从中国传到阿拉伯半岛；9世纪输入意大利；11世纪前后,养蚕技术传入意大利；1180年左右,磁针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在14世纪初叶,破布造纸的西传。地理大发现的帷幕拉开之前，东西方交流中最为著名的路径就是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是古代东方与罗马和地中海贸易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肇始于西汉，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经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远抵安息、大秦等地，成为横跨亚欧大陆的主要交通通道。丝绸之路在两汉时期走向昌盛，到公元7世纪的隋唐王朝，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唐代的长安城是当时闻名世界的大都会，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通过丝绸之路，各国的使节和商队将中国的丝绸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输往波斯、罗马，中国的丝织等技术也随之远播海外。8世纪后，中国的丝绸开始通过海路传至西方，这是一条以岭南为出发点，绕经东海、南海，穿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来到非洲东海岸，或者进一步穿越红海、地中海，到达埃及的海上航线。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送的东方货物数目更大。仅每年从罗马到印度贩货的商船就多达百余艘，它们多在6-7月间驶离意大利，穿越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于10月抵达印度西岸，在港口进行交易并停留到翌年4月，再利用渐强的东南季风返航。中国的瓷器也通过这条海上航线辗转入欧，不过，此时的外销瓷器尚且数量较少，未成规模。这条航线上活跃着各国的使团、僧人和商旅，与此同时，东方的货物也以朝贡、私人贸易等方式流向海外。很久以来，阿拉伯人一直扮演着欧洲和东方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东方物类通过阿拉伯人的摆渡大量输入欧洲。利用蓬车和帆船，东方的货物被阿拉伯的海陆商队运抵地中海东岸，面对纷至沓来的欧洲商人，阿拉伯人待价而沽，从中牟取高额利润。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等繁荣的大港，数百年来已然形成了规模庞大、规则健全的转口贸易体制。直到13、14世纪蒙古帝国崛起，欧亚大陆两端才真正实现了直接交流。在短暂的蒙古治下和平时期，十字军国家和占据了巴格达的蒙古伊尔汗国直面相对，保持着盟约关系。百余年间，蒙古帝国对西至欧洲，东抵中原的广大区域实行了有效管理，欧亚大陆的交通状况大为改善，旅行者的安全也有了保障。1340年，为佛罗伦萨巴尔迪银行工作的意大利商人佩格洛蒂写了一部《通商指南》，称当时从顿河口的塔纳（Tana）去中国（Cathay）的旅途日夜安全畅通。欧洲帝王和蒙古大汗的使者、商人、游客、传教士，活跃在威尼斯与北京之间的旅途中，将众多东方物类介绍到了西欧。蒙古帝国还设立集市，从中牟利。1303年，蒙古人在阿塞拜疆的索达尼亚设立了一处集市，每逢夏季一连开张数月，向欧洲商人兜售印度和中国的商品。综上，新航路开辟前，东方物类主要通过贸易、馈赠、贡礼等形式流入欧洲。此外，各国的传教士和猎奇的旅行家也无意间扮演了物类摆渡人的角色。最后，还有一部分物类是被东侵的十字军带回了欧洲。二、新航路开辟后的路径得益于地理知识的日益丰富和航海、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拓展了视野的欧洲人迈出了海外探险的第一步。15世纪末，欧洲与东方的物类交流终于迎来了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新航路的开辟。蒙古帝国崩溃后，中亚和西亚再度陷入纷乱。帖木儿对欧亚大陆中部的短暂征服无助于贸易的恢复，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与欧洲鏖战不休，中国明朝放弃西域和回疆，陆上丝绸之路又一次失去了往昔的热闹。相形之下，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拓殖却大获成功。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他将东亚的丝绸、锦缎，东南亚的肉豆蔻、丁香、胡椒、干姜，印度的手工业产品样本，大量运回里斯本。接下来的几年，葡萄牙人在柯钦、卡利卡特、科伦坡等地建立商栈、堡垒，从阿拉伯人手中攫取了印度洋的航运霸权，而后又窃取了澳门。同一时间，葡萄牙的邻居西班牙也占领了菲律宾。以果阿、澳门、马尼拉为据点，葡萄牙、西班牙建立了繁忙的远洋航线。就具体路径而言，葡萄牙商路为：从里斯本出航，沿非洲西海岸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印度中转后赴东南亚香料群岛，经南海到澳门。西班牙商路为：从塞维利亚或加的斯出航，横渡大西洋至西印度群岛，穿越美洲大陆，从墨西哥启航，沿着著名的阿卡普尔科—马尼拉大帆船商路到达菲律宾，再转至东亚。这两条商路分别被称为好望角航线和太平洋航线。一个世纪后，荷兰又在好望角航线的基础上开发了新航线，这条从南非直抵东南亚的航线可以被视为好望角航线的支线。由于行经北冰洋的北方航路勘探受挫，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前，这两条航线构成了数百年中欧洲联系亚洲的主干线。跟随伊比利亚半岛的步伐，荷兰、英国也相继参与到远洋贸易中，并逐渐蚕食了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霸权。新航路开辟后的几个世纪，西欧先后出现了一批与东方联系密切的中心城市，如里斯本、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这些城市是航海家、水手、商人的聚集地，从这里出发，一批批航船驶向东方，带回无数精美的东方器物。同时，专事远洋贸易的官办公司开始在欧洲各国出现。英国于1553年发现白海，不久便组建了俄罗斯公司，接着又成立了土耳其公司。进入17世纪，各国均组建了东印度公司，欧洲的商船开始在印度以东的亚洲海域千帆竞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显示，一条返回欧洲的商船可装运25万件中国瓷器；17至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贩回本土的中国瓷器多达300万件；1770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最仰仗的大宗进口商品就是中国的茶叶。以这些城市和公司为中心，东方的器物和物质文化也传播和辐射到了整个欧洲。三、结论物类的传播和交流是亚欧双方共存共生的重要标志。东方器物展示在欧洲人眼前，不仅直观地呈现出东方的原料品质、加工工艺，还间接地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烙印，欧洲人往往借助眼前的东方物类，来印证和填充自己对东方文明的认识与想象。新航路的开辟，无疑是东西方物类交流的重要转折点。新航路开辟后，大规模远洋贸易的兴起以及愈加频繁的传教、游历、拓殖等活动，取代了规模相对有限的传统交流方式，开创了东方物类入欧的新纪元。参考文献：[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共和国官制研究”（18CSS016）[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7.[3]刘永连.《岭南海路与丝绸外销》，《丝绸》2005，(01)，49.[4]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3，Hakluyt Society，1915-16，p.152;Donald 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1，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45.[5]汤普逊.《中世纪晚期社会经济史》，徐家玲译，商务印书馆，1992，507.[6]帕尔默.《现代世界史》，孙福生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225.
文章来源：东方翻译 网址: http://dffy.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64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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